编者按：7月30日至8月1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评论部相继刊发六篇评论文章《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》，从权力、欲望、自我、家人、心态等角度，阐述了如何认识廉洁、如何做到廉洁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赞誉。《廉文荐读》月刊近期转载六篇评论文章，本期刊载《“权力”的滋味怎样品尝》、《真的是“身不由己”吗》。

“权力”的滋味怎样品尝

——“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”之二

成功与失败、荣誉与耻辱、幸福与悲哀，权力的滋味悬如霄壤，实则只有一步之遥——“只在公私之间尔”。

《明史》记载，明太祖朱元璋曾问众臣“天下何人最快活？”大家各抒己见，有人说“富甲天下”，有人说“功成名就”，有人说“高官厚禄”……朱元璋听罢一一摇头，直到听到“畏法度者最快活”时才点头称是。故事蕴含的对“权力”的认识，引人深思。

干部手中都有一定权力，如何对待权力、使用权力，决定了不同的未来。秉公用权、积极作为，手中的权力就会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，这正是“畏法度者最快活”的现代意涵；相反，如果以权谋私、用权寻租，看似得了便宜，但就在权钱交易之时，也一同失去了人格与尊严。不管官多大，只要权力欲膨胀，就会摔跟头，滑进深渊。成功与失败、荣誉与耻辱、幸福与悲哀，权力的滋味悬如霄壤，实则只有一步之遥——“只在公私之间尔”。

也有人认为，权力和地位就得“实打实”，要想尝到权力的甜头，就得有具体支撑和现实载体，而利益和金钱正是最佳对象。殊不知，觥筹交错固然逍遥、一掷千金固然豪气，却容易喝坏了身体，搞坏了风气，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不少落马官员感慨：踏上不归路的起点就是“羡慕有钱人的生活”。

古人说，“高飞之鸟，易死于食；深潭之鱼，易死于饵。”为官发财本应两道，公务员薪酬低于企业家也是国际通例；一个人可以选择当官，也可以选择发财，但绝不能选择通过当官来发财。权力寻租纵能短时间积累大量财富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实际上不过是行贿者精心布置的陷阱而已。赖昌星修建穷奢极欲的“红楼”，多少干部被拉下水；倪发科喜爱珠宝，多少商人把送玉当做“雅贿”。万庆良被查前几天，还到会所里大吃大喝；韩先聪在被查当天，手机信息还显示有两场饭局。“你以为自己有多优美的背影，其实别人看重的只是你的背景”，那些山珍海味、奇货异宝，无非是行贿者用利益拿住干部的诱饵，一旦着了他们的道，就会处处受制于人、时时受到胁迫，这样的人生与玩偶、傀儡何异？看看有些商人在干部面前颐指气使、予取予求，甚至得意洋洋地说“打个电话人就得来”，哪里有半点尊严？行贿者理应严惩，但从干部自身出发，是不是更应反躬自省？

更何况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带来的不仅是牢狱之灾，也有家庭破碎的悲剧、人生失败的悲叹。刘志军在接受审判之后感叹，“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。”雷政富东窗事发后，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站在村口老泪纵横；冀文林落马的消息传来，一路把他带大的姐姐在老家掩面痛哭。也曾壮怀激烈、志存高远，也曾是亲朋故旧、父老乡亲的骄傲和自豪，却在一朝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，从成功的榜样跌落为反面的典型，这样的苦楚和落差，夜阑人静时仔细想想，还不能令人警醒吗？

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：“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。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，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，那么一切也就完了。”诚然，敬畏法度、秉公用权，或许会失去锦衣玉食、华屋豪车，但就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，“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取得了什么，而在于奉献了什么”。在奉公为民的价值坐标上，领导干部能够开拓更为丰盈的人生空间：挣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，收获的是有价值有理想的人生；超越的是利益算计的狭隘，赢得的是造福一方的扎实事业。

路怎么走，要靠自己去悟，靠自己来选。权力，究竟是走好人生之路的铺路石，还是导致腐化堕落的绊脚石？孰是孰非，何去何从，期待党员干部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真的是“身不由己”吗

——“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”之三

城池失守，不是因为敌军太强，而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；精神沦陷，不是因为诱惑太大，而是“自己扳倒了自己”。

一些官员落马后，常有“身不由己”之说。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受贿一亿多，自辩“上了贼船下不来”，只能任由金条和现金逐渐堆满房子；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李森林供述，面对别人的送钱送物，躲得了今天、躲不过明天，躲得了这个人、躲不过那个人，躲得了下级、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……

“身不由己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？有对官场风险的反思，有对喧嚣生活的怨艾，但更多的是对随波逐流行为的自我开解，直白点说，“换了谁在那个位子上都一样”。于是，在这种自我暗示和安慰之下，尽管殷鉴在前，明知是非对错，依然身不由己地“和光同尘”，甚至“身不由己”地走进监狱、毁掉前程。

这种看似荒唐的逻辑，其实不少当干部的都曾面对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不可否认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，许多面子确实不好驳，尤其对于领导干部来说，“贫贱闹市无人问，富贵深山有远亲”，几乎时刻都面临着“说不”的压力。但这些成为“压力”的人情，许多时候又是什么呢？司马迁在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讲过一个故事，“始翟公为廷尉，宾客阗门；及废，门外可设雀罗。翟公复为廷尉，宾客欲往，翟公乃大署其门曰：‘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’”亲情可贵、友情难得、旧情难忘，可如果人情成了精明利益计算的借口、无所顾忌索取的理由，甚至违法犯罪的幌子，明智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拒绝呢？

在有些人看来，相比于人情的“软约束”，还有一种“硬压力”更不好违抗。比如，上级“吩咐”你“关照关照”，你能否承受拒绝的后果？在所谓的权势面前，原则是不是要退避三舍？一旦怕穿小鞋的畏惧、将受重用的诱惑占得上风，“身不由己”就显得更加心安理得。甚至有受惠于此的人总结经验，“为领导干一百件好事，也不如与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。”果真如此么？近年来，一些窝案的发生，一些圈子的覆灭，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。热衷于小圈子、搞人身依附，到头来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栽跟头的还是自己。

“物必先腐也，然后虫生之”。纵观种种“被动腐败”，与其说是身不由己，还不如说是情不自禁。身不由己，往往是因为心为物役，被一些东西劫持了、软化了、消解了，因此不愿去抵抗或者不能去抵抗。城池失守，不是因为敌军太强，而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；精神沦陷，不是因为诱惑太大，而是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“自己扳倒了自己”。

人总有七情六欲、故友新朋，伟人也不例外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杨开慧的挚友李淑一托人找到毛泽东，请求调到中央文史馆工作。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秘书田家英，说：“文史馆资格颇严，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，未便再荐。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，解决这个问题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？”毛泽东以这种不失人情的方式告诉我们：人是感情动物，但人最可贵的，是他能以理智约束情感，将公益放在比私谊更高的位置。事实上，人们对洁身自好的人，内心是尊敬的，他们并未脱离群众，只是脱离了污浊；他们或许一时得罪了个别人，但获得的是长久的内心安宁。

人生在世，把握自己最重要。人云亦云，不会有正确独立的见解；随波逐流，也难以有理想自主的人生。“身不由己”关键还在于一个“身”字，换言之，就是如何理解原则、如何理解权力。如果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正确的认识，哪还会有那么多的“不由己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