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事之师》之先哲先贤篇

作者:佚名 来源:珠山区纪委监察局编印 发布时间:2015年06月16日 点击数: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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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征:官至卿相 身居陋室



魏征,唐初名臣。他不但以勇于进谏、监察朝政而名垂青史,而且一生崇尚节俭,持身清廉。

魏征前后向太宗进谏200多次,所提意见贯穿了一个主导精神,即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。贞观中后期,国家形势越来越好,李世民对开创初期的困境渐渐淡忘,励精图治的锐气渐渐消磨,滋长了奢侈之心。贞观11(公元637),李世民在洛阳建飞山宫,魏征旋即上了一个奏章,向李世民指出:隋炀帝恃其富强,不虞后患,穷奢极欲,使百姓穷困,以至身死人手,社稷为墟。陛下拨乱反正,宜思之所以失,我之所以得,撤其峻宇,安于卑宫。若因基而增广,袭船而加饰,此则以乱易乱,殃咎必至,难得易失。劝诫李世民罢建峻宇

李世民巡幸洛阳,路上住在显仁宫,常为生活供应不满意,发脾气责罚下人。魏征认为这个苗头不好,提醒李世民说:陛下认为供应不好而发脾气,将来上行下效,开了这个风气,就会弄得民不聊生。隋炀帝巡游,每到一地,就因下面不献食物,或供奉不精而责罚,无限制地追求享受,百姓负担过重,结果灭亡。陛下怎么能效法隋炀帝呢?今天这样的供应,如果知足,就很可以了;如果不知足,即使比今天再奢侈一万倍,也难以满足。李世民听了很受震动,说道:非公不闻此言!

贞观15年,李世民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,魏征就进谏说:金银珠玉,妨农事也。锦绣纂组,害女工者也。一夫不耕,天下有受其饥;一女不织,天下有受其寒。希望李世民尽量节省奢靡之费。

魏征不断劝谏皇上节俭省费,爱惜民力,他自己在个人生活中要求更加严格。早在青年时代,就不治家产。官至卿相,仍保持朴素作风。“所居室屋卑陋”,李世民几次“欲为营私”,帮他建造新房,都被他坚决拒绝了。

贞观15年,魏征由于操劳过度,一病不起。李世民遣人探视,派名医诊治,见魏征居处,连一个待客的正厅都没有,下令限期为其临时建造了一个客厅。又根据魏征一贯俭朴的习惯,赐给他素色的褥子、布被、几案、手杖等一套用品,以补家中之缺。魏征弥留之际,李世民亲自探视,问他还有什么要求,魏征只说了一句话:(1i)不恤纬,而忧宗周之亡!意思是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,只担心国家的兴亡。李世民为之悲懑,拊之流涕。魏征去世后,李世民下令以一品官葬礼治丧(按:魏征生前为二品官),魏夫人辞谢说:征素俭约,今假一品礼,仪物褒大,非征志。李世民遵从魏征遗志,改用薄葬。素车,白布帷,无涂车,刍灵,陪葬昭陵

编后语:冒死直言,敢为天下先;清正廉洁,居高位而住陋室。魏征用他清廉质朴的一生为后世立了标杆、树了榜样,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。


狄仁杰: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



 狄仁杰(公元629年—700年)字怀英,并州太原(今属山西)人。狄仁杰一生为官刚正不阿,善于处理各类案件,不出差错,仗义执言,不畏权势。

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,爱民如子,关心民众,深得人们的拥戴。当时,御史郭翰奉旨巡察陇东各地。一路所到之处,弹劾了不少贪官污吏。当他进入宁州境内时,发现百姓安居乐业,人们纷纷称颂刺史狄仁杰的美德。郭御史回朝之后,向武则天奏明狄仁杰施政有方,颇得民心的事迹,因此狄仁杰被提升为朝廷掌管工程建设的冬官侍郎。一次,狄仁杰奉旨出巡江南。吴楚一带大建寺庙烧香拜佛,他对这种劳民伤财的迷信做法非常痛恨,于是下令关闭、拆毁了一千七百所祠堂庙宇,只保留了夏禹、吴太伯、李札、伍员四祠。

敢怒敢言、正直不阿是狄仁杰的另一大特点。身为朝廷军队统帅的宰相张光辅自恃劳苦功高,纵容部下将士向豫州老百姓勒索钱财,滥杀无辜。狄仁杰对此事大为愤怒,命令手下坚决制止官军的不法行为。张光辅对狄仁杰的做法大为不满,厉声责问狄仁杰:“你一个小小的州官,竟然敢管到我元帅的头上了,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狄仁杰慷慨陈词:“元帅息怒,让我把话讲完。以前在河南起兵作乱的,只有一个越王李贞。您率领30万大军进兵河南,圆满完成了平乱任务,可喜可贺。但是您如果听任部下将士抢掠百姓,横行霸道,伤害无辜的百姓,那岂不是灭了一个越王,又出现了成百个越王了吗? 您身为大军统帅,却看着手下的人屠杀已经投降的叛军,为邀功请赏而使豫州血流成河。我如果手有尚方剑,要先把您杀了,难道您想驱民造反吗?

狄仁杰一腔正气,说得张光辅目瞪口呆,无言以对。

武则天迷信佛教,度人做和尚、尼姑,大造佛寺、佛像。寺院占有了大量的土地,虚耗了大量国库财产。狄仁杰觉得太过分了,面见武则天,晓以利害:“为政之本,首先是人事治理,陛下现在沉溺于佛事之中,大造佛寺、佛像,而且装饰豪华,精雕细琢,穷奢极欲,有害无益。”武则天先不予理睬,但狄仁杰坚待不懈进行劝谏。武则天最后只好暂停营造佛像的工程。

周久视元年(公元700)九月三十六日,狄仁杰病逝,终年71岁。武则天听到这一消息后禁不住老泪纵横,哭着说:“南宫(政府所在地)已成为空城了。”以后,朝廷每次遇到大家不能作出决定的大事时,武则天总是感叹说:“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我的‘国老’!”

编后语:狄仁杰为官清正,不谋私利。每任一职,都心系民生,体恤百姓,不畏权势,为后世之楷模。


包拯:嫉恶如仇 铁面冰心



包拯,字希仁,宋庐州合肥(今属安徽)人。少年时,包拯就勤奋好学,不为戏狎;成年后,他十分注意砥砺名节,立志做一个有所作为和情操高尚的人。宋仁宗天圣五年,未到而立之年的包拯就中了进士甲科,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,出知建昌、天长县,累迁端州知州、监察御史、御史中丞、三司使等职,卒于枢密副使。他为官二十多年,严于律己,以铁面无私、执法不避亲党著称,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清官,赢得了历代官民的敬重。

生活在朝政腐败、贿赂风行时代的包拯,却十分讲求为官清廉,即使稍不检点的行为,也不能为他所容。包拯在做御史中丞时,曾连续弹劾了两位三司使——张方平和宋祁,他们在朝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。张方平在执掌三司使大权时,有一个开酒坊的富翁刘保衡,因拖欠官府小麦,折合一百多万钱,借贷无着,只有变卖家产,以偿债务。这时,张方平便廉价收购了刘家的宅院。这桩不名誉的事被包拯知道后,上奏仁宗,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务,贬为滁州知州。新任三司使宋祁,上任前在四川做知州,那时名声就不好,他终日游宴,生活异常豪奢。他代张方平出任三司使不久,就在包拯等台谏官员的一片交劾声中,被贬为郑州知州。宋仁宗在连罢两任三司使后,深感需要由一个能廉洁自律的人执掌三司。经过一番权衡,他决定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。可是,命下之日,外议喧然,许多大臣都不理解,以为这样会有取而代之之嫌,就连曾经极力举荐过包拯的欧阳修,也认为包拯这种做法有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的味道,是罚已重矣,又贪其富,做得太过分了。然而,包拯并未因此退却,他毅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。且一改旧制,使民得无扰,旋被正式任命为三司使。后官拜枢密副使,再迁礼部侍郎,但辞而不受。

包拯为人,“天姿峭直”,从不会装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取悦于人。他嫉恶如仇,执法不避亲党,所有故旧、亲朋的请托,都被他一概拒绝。他更珍视自身的廉洁,虽贵为朝廷重臣,“衣服、器用、饮食如布衣时”。他最痛恨贪赃枉法的人,曾作遗嘱道:“后世子孙中若有做官的犯了赃罪,生前不得让其进家门,死后也不许葬入包家的坟地。如不遵守我的遗训,就不能算我的子孙。”

包拯死后,包公的形象在戏剧舞台上大放光彩,历久不衰,其中虽也有不少夸张的成份,但他一生的功绩和建树是不可磨灭的。至今,安徽合肥的包公祠里,还有一幅对联,称颂他的美德:

照耀千秋,念当年铁面冰心,建谠言不希后福;  

闻风百世,至今日妇人孺子,颂清官只有先生。

编后语:先人已去,风范尤存。今天所处深化改革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立国新时期,尤其需要更多如包公一样的“不畏权势、铁面执法”者,来维护法治权威、法律尊严。


于谦:要留清白在人间



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。

 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
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,渗透着诗人的满腔热血,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情操,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。这位诗人就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、杰出的政治家于谦。   

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、山西都御史时,年仅33岁。这一职务是正三品,在当时很显贵,但于谦丝毫不改其朴素俭约的本色。他上任时,行李简单,坐乘普通的骡车,既无锣鼓旗仗,又无卫兵仪从,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就是巡抚大人。上任后,无论是明察,还是暗访,皆轻骑而行,摒弃那种前呼后拥,鸣锣开道,煊赫威势的官场习气。

当时,官场腐败,贿赂公行。尤其是英宗即位后,太监王振把持朝政,勾结内外贪官污吏,擅作威福。大臣进京,必须馈送重金厚礼,否则后果难堪。然而于谦一身正气,决不随波逐流,对王振一伙嗤之以鼻,从不买账。他每次进京,只带随身行装,“独不持土物贿当路”。好心人怕他遭殃,劝说:“你不带金银入京,也应带点土特产品送一送啊!他举起袖子笑笑说:谁说我没有带东西呢?你看这不是两袖清风吗!

炙手可热的王振一伙,当然不会放过刚正不阿的于谦。正统6年,于谦入京奏事,因身体不适,顺便荐举别人代为巡抚。王振乘机唆使爪牙诬告于谦因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怨愤,将他投入监狱,判以死刑。河南、山西百姓得知此事,非常不满,纷纷进京上书抗议,强烈要求释放于谦。连河南、山西的几个藩王,迫于民愤,也纷纷要求释放于谦。面对民愤,王振骑虎难下,借口因姓名相同抓错了人,把被关押了3个月的于谦放出来,官复原职。

“钱多自古坏名节”,于谦把钱财看得轻如鸿毛,从不聚敛,廉洁自守。他的俸禄,用在自己身上的极少,常常用以救济贫穷亲朋。平时自奉俭约,衣不锦绣,食不兼味,从不铺张浪费。当时达官贵人把生日看得极重,要大肆庆贺。但于谦过生日,却谢绝一切贺客,拒收任何礼物,常常是独坐静思,回省自己的政务,激励自己。 

于谦执政,日理万机,“日夜分国忧,不问家产”,“所居仅蔽风雨”,“门前无列戟”,常被“错认野人家”,与他的职位极不相称。景帝见他家居简陋,赐给他一所宅第。他推辞说;“国家多难,臣子何敢自安?景帝不允,他不得已而接受,但把皇帝前后赐给的玺书、物品等存放于正屋中,而他仍住旧屋偏房。夺门之变后,他遭诬陷被杀,抄家时,竟家无余资。抄家者见正屋紧门闭锁,认为钱财藏其内,打开一看,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。

编后语:“钱多自古坏名节”,于谦看轻功名利禄,却将黎民百姓记挂心中,俨然是官场中的“另类”。今天的为官从政者也应当做这样的“另类”,要通过每位党员干部的努力将“另类”回归“正常”。



海瑞:生前身后留芳名



海瑞,宇汝贤,自号刚峰,明代著名清官,官至南京右都御史。这位在历史上以敢于上疏骂皇帝而著称的大臣,也是一位享誉古今的大清官,被誉为“海青天”

海瑞为官,始终坚持最高的廉洁标准,除了领取朝廷下发的俸禄外,他绝不接受哪怕一分一毫的“灰色收入”。明朝官员的俸禄,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。海瑞任淳安知县时,每年的实际收入仅为12石大米,27.49两银子,360贯钞。尽管收入低到难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,但海瑞依然毫无怨言的接受,完全靠工资安排生活。身为知县,他亲率仆从在后衙种蔬菜自给,当然吃不起肉。有一次海瑞为母亲过生日,买了二斤肉,这居然成了新闻,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,胡总督竟以传播消息的口吻说:“听说海知县给老母过生日,买了二斤肉!” 

海瑞本人十分节俭,对下属也严格约束,除了严禁收受各种“灰色收入”外,连公费支出也大为减少。淳安地处交通要冲,过境官员士大夫很多。按照当时流行的规格:一般官员路过,大概需驿费二三十两银子;如果督抚大员路过,需银三四百两。明朝时,官府并无此项经费预算,都是由当地百姓负担。海瑞做知县前,淳安县每年的驿费开支高达白银12000多两,百姓每丁需纳银三两五钱。海瑞到任后,调整了标准:一般官员过境接待费为五六钱银子;如果督抚大员,可再增加二钱银子。一年下来,淳安的驿费仅需银900多两,每丁仅纳银二钱五分,为此前的7%。仅此一项,每年向百姓少征1万多两白银。

海瑞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属下,还一视同仁地对待上级,不畏权贵。任知县当年,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经淳安,其一路过来都是略低于巡抚的规格接待的,府县长官不仅出面宴请和出城迎送,还要孝敬银子。然而到了淳安,知县不仅不出面,驿丞还仅以五六钱银子的规格来接待他,胡公子之怒可想而知,他大发淫威,令人将驿丞绑了,倒着吊了起来。海瑞闻讯,立即令人将他拘押,没收了他携带的数千两白银,并将他押送至总督衙门,附信一封称:此胡公子必系假冒,因总督大人节望清高,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,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。海瑞这样做,胡总督也并未怪罪他。

海瑞就是这样一位清官,他不惜得罪权贵,也要维护百姓的利益,他死后,从江上归葬时,南京的市民生意都不做了,纷纷去为他送行,长江沿岸挤满了穿戴白衣帽的百姓,人们失声痛哭,把酒酹江,延绵一百多里。

    编后语: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壁立千仞,无欲则刚。海瑞虽为当时的官场所不容,但所有的百姓都将记得他的伟大与无私,彪炳史册,流芳后世。


邱橓:清贫立身



明代后期的嘉靖、万历年间,朝廷中出了一位名重一时的风云人物,他就是声震朝野的清官——邱,与海瑞并列齐名,被时人誉为“南海(海瑞)北邱(邱)”。

出仕的年代,是明王朝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倭寇频频侵犯东南边境,国势日衰,民众困苦不堪,嘉靖皇帝,崇仙信道,深居宫殿,长年与一伙道士设坛醮斋,祈求长生不老,不理朝政。权臣严嵩趁机一手独揽朝政,大施淫威,大小官吏纷纷奔走其门下,结党营私,贿赂横行,风气大坏。在黑暗腐败的官场中,忠君爱民的邱洁身自爱,甘守清贫,谢绝一切馈赠。在行人司任职期间,他常被派去参加庆贺官员的任命仪式。那时候,凡参加者,每人可分得一份礼物或红包,唯他一人从不领取。他的特立独行很快遭到了同事们的非议和责难,但他却依然如故,坦然面对,邱不为所动。

湖广巡抚方廉上任时,给各省及朝廷的大官每人送去五两黄金,以图结交同僚稳住官位。邱对方廉说:“我邱与你方廉非亲非故,交往也不深,你送给我的黄金,是断然不能收的。”还责问方廉送礼的黄金是从哪里弄来的。邱不但坚决拒收方廉的馈赠,而且立即将这件事报告了皇帝,揭露了方廉的卑鄙行径。皇帝接到报告后,下诏罢了方廉的官,以儆群臣。因拒收贿赂而受到朝廷的赏识,不久就升迁为兵科给事中。“给事中”这一官职,在明朝是专司规谏、监察各部诸司和弹劾百官之职。这一官职尽管官职不高,权力却很大,朝中百官为免受弹劾无不百般巴结,是一捞取不义之财的肥差。邱在任职期间,宁守清贫,绝不取不义之财。他先后在兵科、礼科任给事中这一官职长达十三年之久,到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他直言上谏,触怒皇帝,被削职为民返乡之时,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竹箧破旧衣服和一捆书籍,别无它物。以至皇帝听说此事后,也感慨地说,我幸亏没有杀邱,如果杀了他,就冤枉了一个好大臣。

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邱不但在初入仕途、官轻职微之时,廉洁自律,甘守清贫,洁身自爱,即便做了朝中大员,身居要职之时,也能恪守为政清廉之道。当时风气,朝中大员特别是朝廷重臣由京外出或由外地晋京时,路过之地,地方官员无不兴师动众遮道相迎,隆重接待,大把馈赠,以求干晋。而据史料记载,万历十一年(公元1583年)邱被朝廷再度复用,并被授予都察院副都御史、正三品朝廷命官,赴任时,自家乡乘坐一辆柴车,路上在荒村小店住宿,沿途所经各州府驿站,均免于惊动,如同布衣平民。一位三品朝廷高官,坐自备的柴车赴任,这在史料中是不多见的,其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。

编后语:一生宁守清贫,绝不取不义之财;他以官轻职微之身,敢于同奸相严嵩较量;他不怕丢官,嫉恶如仇,敢于冒言直谏。他革除吏弊的思想才识、为官清廉的行事风范,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。


于成龙:清官第一



于成龙,字北溟,号于山,清山西永宁(今吕梁离石)人。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,三次被举“卓异”,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,深得百姓爱戴,被康熙皇帝称为“清官第一”。

于成龙任广西罗城县令时已45岁,家产尚可维持生计。当时,罗城属柳州府,偏处山隅。传说那里。蛮烟瘴雨,北方人难服水土,生还者十不一二。罗城的实际情况,比传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时,罗城县城只有居民6家,草屋数椽。县衙门没有门垣,院中长满荒草,中堂仅3间草房。东边是宾馆,西边是书吏舍,中间开一门,后面是内宅,茅屋3间,没有墙壁,破陋不堪。虎啸猿掷,白昼行庭中。百姓鸠形鹄面,如惊弓之鸟,无心生产。于成龙路上已染病在身,此时心中亦有些愁苦,却扶病理事。他堆土石为几案,在楹下支锅做饭,晚上睡觉头枕一口刀,床头放两支枪,以备不测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于成龙着手安定社会秩序,恢复地方经济,经过艰苦努力,取得明显成效。

   更难能可贵的是,于成龙不仅以地方官的身份治理罗城,还以他自身的人格感化百姓,与百姓建立起家人父子般的亲密关系。于成龙到罗城之后,公事之余“则据案读书,数钱贳恶酒独酌,醉则隐几而卧,或竟日不冠履,既数日,吏民乐公坦怀易亲,皆乐就”,恭敬、亲热地称他为“阿爷”,或3天,或6日,到衙门环集问安,家中婚丧嫁祭,事事与他商量。

于成龙除朝廷俸禄外,分文不取。他自奉菲薄,生活清苦。离开老家时,他雇了5名壮仆相随。不料这几人适应不了罗城的生活,又黄又瘦,不久便病死1人,逃走3人。于成龙的儿子在老家,见到逃回的仆人,又寻觅4人,打发到罗城。这几个人仍然不适应,病死3人,剩下的一个昼夜号啕,一如疯魔。不久,这个仆人和原来剩下的那个仆人都弃他而去。百姓日富,感激于成龙实心任事,此时见状,十分不忍,每天早晚到衙门看望于成龙。有人还凑钱送给他,跪进云:知阿爷苦,我百姓每供些少盐米费。公笑谢曰:我一人在此,何须如许物,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,一如我受。众怏怏持去。几年之后,于成龙的儿子来罗城看望他,百姓闻之,则大喜奔哗庭中,阿爷人来,好带物安家去!又进金钱如初,公又笑谢曰:此去我家6000里,单人携资,适足为累!挥使去,众皆伏泣,公亦泣,卒不受。

康熙23年,于成龙卒于官,终年68岁。临终前,将军、都统及属吏入视,见于成龙生活清苦,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,几罐盐豉。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,百姓罢市聚哭,家家绘像奠祭。康熙皇帝闻知于成龙临终前的状况,十分感慨,赐予和他的操守相符的封号清端,以示褒奖。

编后语:清白为官、清正做人,一代廉吏于成龙无愧“清官第一”的美誉,与习总书记“堂堂正正做官、清清白白做人、干干净净做事”的谆谆告诫相契合,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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